人口統計、天命與佛法

人口統計、天命與佛法：宗薩欽哲仁波切專訪

作者：林雷蒙（Raymond Lam）， 2026 年 4 月 16 日

今年三月，佛門網（BDG）報道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布的統計數據，該數據顯示全球佛教信眾的官方登記人數正在下降。儘管其標題引人注目且值得關切，但長期關注亞洲乃至全球佛教整體發展趨勢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指出，該研究的統計方法存在問題，假設亦有缺陷。仁波切以其一貫犀利透徹、直言不諱的言辭，在一場詳盡而全面的對話中，談及了這項研究的影響及其存在的問題。

仁波切是享譽世界、備受敬重的不丹上師，同時也是無分別教派運動（Rimé）的守護者，以及蔣揚欽哲旺波（Jamyang Khyentse Wangpo, 1820-1892）法脈的傳承持有者。他還以「欽哲諾布」(Khyentse Norbu) 之名從事電影製作，並創立了諸多致力於佛教教育、翻譯與教學的組織和公益機構，如【八萬四千•佛典傳譯】（84000）、悉達多本願會（Siddhartha’s Intent）、鹿野學苑（Deer Park Institute）等。

佛門網：皮尤研究中心最近關於所謂佛教信眾人數下降的這份調查，將其原因歸結為三者的共同作用，即：「代際更替、生活方式壓力，以及人們對宗教的文化觀念的轉變」。亞洲佛教地區發生的這些變化，與「一神教的」西方世界所發生的變化有何不同？這項分析是否有所缺漏？

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以下簡稱仁波切）：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想先說明一點：佛教徒祈願一切眾生皆成佛，而非成為佛教徒。此外，任何關於佛教徒的身份認同感或自我意識，都並非一條教導無我之道的目標所在。

話雖如此，當我回答你關於佛教普及程度的問題時，我是以一名虔誠的佛教徒身份來作答，帶著非常強烈且熾熱的佛教徒身份認同感。而作為佛陀的追隨者，其實本應為此感到慚愧。

從這個角度來看，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事實上，所謂「宗教」之間的這種相互對比，以佛教的衰落對照亞伯拉罕諸教的增長，只能置於歷史背景中加以理解。

自十六世紀葡萄牙開啟歐洲全球殖民以來，世間格局便徹底改變。殖民統治者不僅對殖民地人民進行搶劫、掠奪、蹂躪和奴役，還摧毀了他們的心靈與精神信仰。這種殖民影響從未消散，時至今日仍在不斷加劇，主導著全球的價值觀念、社會制度與行為模式。

即便歷經文革，中國依舊保有旺盛鮮活的聞思修傳統。更為重要的是，仍有大量民眾自稱為「文化上的佛教徒」。據某些估計，現今中國佛教信眾規模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佛教信眾總數的一半。

然而二戰結束後，當美國對昔日佛教重地的日本和韓國實施殖民統治時，佛教便被邊緣化，至今仍在持續衰落。事實上，韓國傳教士如今已成為向喜馬拉雅地區民眾傳播基督教最活躍的群體之一。

殖民統治的影響及其主宰力量，不只顯露在外在表象，更滲透於最細微之處。就好像是千年以前旁遮普人（Punjab）「入侵」了英格蘭一般，時至今日英國王室仍在宴會菜單上自豪地供應芥菜咖哩（Sarson ka Saag）。

並非亞伯拉罕諸教義理更為優越，或其更契合所謂科學，而是因為它們與殖民統治者站在了同一陣營。世人向來崇尚權勢與財富，強權勝者即便不遭人嫉恨，也總會被人效仿，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與世俗權勢的長期深度捆綁。即便美國一面以民主、世俗的形象自我行銷，令世界其他地區為之著迷，然而，作為全球權勢巔峰的美國總統，就職宣誓時也要手按《聖經》……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殖民統治者將佛教放入「宗教」的籃子裡。儘管將佛教定性為宗教的做法一直受到嚴肅質疑，但這一標籤沿用已久，如今已無法逆轉。

而英語中的「宗教」一詞，亦即殖民統治者所用語，本源自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該文化中，這個詞與亞伯拉罕信仰體系有著深刻的關聯，而這些信仰體系與佛教、吠檀多不二論（Advaita）、道教以及其他智慧傳統在定義、標準和方法論上都大相徑庭。

比如，佛教既無亞伯拉罕宗教所宣稱的那種神賜的應許或「天選之人」的概念，亦無基於道德的獎懲體系和善惡對立觀念。亞伯拉罕諸教也不會對「身份認同」這一概念本身提出質疑。事實上，正因為亞伯拉罕諸教如此自豪且有意識地奉行二元論，而且其誕生部分源於與既有體系之間的紛爭，它們往往也具有明顯的政治性、道德說教性，並與世俗生活緊密交織在一起。

然而，正因為人們將佛教視為一種「宗教」，並隨意以「宗教」之名進行信仰之間的比較，他們便下意識地假定，佛教與其他體系也具有這些亞伯拉罕宗教的特徵。這是一種完全不得其要的嚴重誤解。

不僅是皮尤研究中心，還有宗教狂熱分子的言論、比較宗教學的學術研究等等，往往都未能認清：佛教根本不屬於亞伯拉罕體系對「宗教」的定義範疇。

剖析各類信仰的興衰趨勢時，我們亦須認清：代際更替、多元主義、全球化，以及生活方式、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的變遷，已導致全球範圍內的身份認同危機。結合當下全球現實，不難預見亞伯拉罕諸教的增長與擴張，因為它們向那些內心不安、迷茫無措之人許諾，將重新賦予他們那種身份認同感。

與之相對，佛教並非固化自我意識與身份認同感，而是對其予以解構。無常與苦諦等義理，亦無法提供如民族國家和一神教那般的敘事體系，來激發人們的愛國情懷與身份自豪感。

綜上而言，亞伯拉罕諸教的核心要義能否更具影響力，尚難定論。但可以預見的是，對亞伯拉罕諸教的文化認同感或將日益增強，而佛教，即便僅在文化層面，也將日漸式微。

佛門網：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全球90%的佛教徒僅分布在10個亞洲國家。這是否意味著：過去數十年間被譽為佛教發展里程碑的西方「四轉法輪」，因其規模過小而無法在人口統計層面產生實質影響？抑或是，我們看待西方佛教徒的方式本身就過於局限？

仁波切：統計數據固然重要，但從文化層面或傳統層面認同佛教，或許更為關鍵。顯然，這些因素密切相關——因為這10個亞洲國家的大多數佛教徒，皆是因出生、傳統乃至宗教儀式而成為佛教徒，而非佛法的真學實修者。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亦是如此，二者當下的規模與持續增長，很大程度上都源於文化因素。僅舉一例，據說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的原因之一，便是所謂「基督教右翼」的影響力。但我認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實際上只是文化層面的基督徒，他們甚至可能從未讀過《聖經》，更談不上研究基督教神學了。然而，這類文化基督徒與文化穆斯林的數量之多，足以產生巨大影響。

正如我此前所言，人類需要一種身份認同感。文化通過共同的語言、國家歸屬、族群聯結、歷史淵源，或是共同的符號、價值觀與信仰將人們凝聚在一起，它為大眾提供了那種令人安心的身份依托，這一點在解讀全球趨勢時，依然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宗教文化的影響力如此廣泛而強大，以至於即便那些自稱為自由派、先鋒派、無神論者或與宗教毫無瓜葛的人，也總會在不知不覺中，依賴這種經宗教文化稀釋過的身份依托。那些推崇「人權」等最受讚譽的世俗理念之人，鮮少意識到這些理念深深植根於基督教思想之中，也幾乎從未思考過，在其他地方，人們對生活與價值觀的定義與珍視方式可能會有多麽不同。

例如，有些文化不僅珍視人類的生存，也珍視一切有情眾生的生存。還有些文化將人類的責任與權利同等珍視。這類不同的觀點從未獲得足夠的發聲平台或話語權，但至少有一點非常重要：我們要認識到，對於來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而言，「人權」 這一概念或許存在問題。

亞伯拉罕諸教傳統幾乎滲透到了我們所做的一切之中，其影響既強大深遠又隱蔽微妙，甚至連資深的西方佛教徒，在理解和闡釋佛教時，也可能帶有諸多亞伯拉罕傳統影響的痕跡。

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突然著迷源於諸多因素：包括對本國現狀的失望、越南戰爭的影響、嬉皮士運動的推動、對東方世界純粹的好奇心，當然還有人們真誠希望跳出固有思維、追尋更高真理的願望。但那一代人——當時多為25歲左右——如今已逐漸淡出視野，而我也並未看到西方佛教徒群體出現新的增長。目前在溫哥華、洛杉磯、悉尼等地出現的佛教徒數量增長，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中國、越南及其他亞洲移民的湧入。

話雖如此，我仍認為西方世界依然能為佛教貢獻極具價值的東西——這並非體現在數量上，而是體現在質量上。西方宣稱自己推崇批判性思維與客觀思考。儘管我有時會懷疑這種理念在實際中的踐行程度，但它無疑仍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價值觀之一。我由衷希望西方學佛者能將這種理念運用到佛法的保存、延續、保護與守衛之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現象已經出現，但有時又顯得岌岌可危——尤其是當這些學佛者未能將批判性思維延伸到他們自身許多未加審視的預設之上時。

在社會科學領域，「主位視角」（emic）一詞有時用於從文化內部、依據該文化自身的標準來描述一種文化，契合其成員自身所認同的意義；而「客位視角」（etic）一詞則指從外部對文化進行更加外在、科學、客觀的分析解讀。這兩種視角被廣泛認為是開展均衡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

同樣地，當這種批判性、分析性且客觀性的思維，與更具內在驅動力的主位視角緊密結合時，佛法才能得到最佳的保護。我認為，一些西方學佛者與佛法之間存在著發自內心的內在聯結，若能將這種內在聯結與他們自身的批判性分析傳統相結合，這將確實有助於保存純正的佛法，而非那種摻雜了各類亞洲文化元素的「佛法」。

至少，這是我對佛法在西方興盛的祈願——儘管我有時會懷疑這一願景能否真正實現。事實上，相反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原因很簡單：數個世紀以來殖民影響的餘波猶在，這種影響仍然使得印度人、中國人及其他亞洲人貶低自身文化，將西方奉為強大的勝利者而心生仰望。亞洲人對西方教育體系的深切尊崇——即便算不上盲從——只會進一步強化這種複雜的心態。

事實上，從上述提及的主位視角來看，許多亞洲人不僅學會了西方的視角，甚至已經駕輕就熟。典型例子便是李安的電影《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2005），以及十年後趙婷的電影《哈姆內特》（Hamnet，2025年）。這兩位華人導演出色地捕捉到了美國中西部人群在性取向問題上的內心掙扎，以及莎士比亞英文作品的深層意蘊，功力宛若西方本土創作者。

有意思的是，我從未見過與其相反的情況。西方人撰寫有關中印題材的書籍、拍攝相關影片時，總會不自覺帶入他們的西方視角，往往將所見所感浪漫化。這不僅遠非客觀、批判性的分析，而且常常無法如實傳達——甚至會悄然淡化——他們聲稱所要描繪的現實。

總而言之，倘若西方人能夠秉持其一貫對客觀性、分析性、科學性思維的熱忱，做到不偏不倚、不帶成見，這將對保存與護持佛法大有裨益。在我看來，擁有少數能從內外透徹理解佛教的人，遠比數百萬人皈依佛教更為重要。

佛門網：佛教衰落存在哪些認知層面的原因？正念運動放棄佛教本身的真理立論，轉而依附禪定之「科學佐證」，這種做法是否對佛教核心義理造成了適得其反的影響？您如何看待這一整體發展趨勢？

仁波切：在這個高度物質至上的時代，世人對一切與真理和智慧相關的事物普遍喪失興趣，佛教作為探求真理與智慧之道，也難逃其影響。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eric Jameson）所言：「人們更容易想像世界末日的到來，而非資本主義的終結。」從這個意義上說，包括佛教在內的所有質疑資本主義或珍視非物質價值的傳統，都可能被邊緣化。如果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般深刻的社會思想都無法獲得支持，那像佛教這樣的智慧傳統，又何來存續的機緣呢？

至於傳統或文化意義上的佛教徒現狀，其衰落的因素固然眾多，但正如在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時也提到的，其中最大的因素之一便是殖民主義的影響。世人多以為殖民時代早已遠去。但事實恰恰相反：當下殖民影響的掌控，相較往昔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勢，也更為精妙複雜。

我曾撰文直言：可口可樂對全球智慧傳統的摧毀，可能相比文革之於中國的沖擊更為明顯和徹底。此言一出，諸多人感到憤怒，指責我親中共。但我當時所言皆是事實。以印度這般偉大的文明為例：在那裡，麥考利男爵（Baron Macaulay，1800—1859）當年謀劃的策略——培育一群「擁有印度血統膚色，但秉持英式審美、觀念、德行、智識的精英階層」——如今已然圓滿落地。

近來人們紛紛揣測，為何至少在物質發展層面，印度遠遠落後於中國。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很明顯：印度精英階層使用英語，中國精英使用母語漢語。這意味著印度精英以英語思考，中國精英以漢語思考。這也相應導致了各個方面的巨大差異，因為語言會深度左右我們對事物的界定、價值取向、評判準則與認知參照體系。

印度落後還有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印度人表現得如同完全順從的信徒或弟子那般，一味盲從追隨西方這位新晉「上師」；中國人卻並非如此。印度全盤接納所授的一切，正如麥考利當初所願；而中國人懂得取捨，只借鑑自身所需，摒棄無用糟粕。

印度人似乎已遺忘克里希那（Krishna）曾說過的話。當阿周那（Arjuna）問他：當一切看似是非難辨之時，何為正行？克里希那答道：「寧守己法而就死，毋從他道以履危。」

放眼世間，亞洲尤甚。昔日殖民地的後裔，其品位和氣質往往比他們往日的殖民統治者更具殖民文化色彩。因此，一位受過高等教育、思想現代的新加坡人，更可能對柏拉圖的《洞穴寓言》（Plato’s Allegory of the Cave）感興趣，而對四世紀的唯識宗（Chittamatra school）義理興味寥寥。殊不知唯識宗早已詳盡闡明萬相皆幻，唯心內求法。

同樣地，孟加拉人也不會關注那些深深植根於印度自身智慧傳統的義理，例如：過去已逝，未來未至，當下即是此時此地，這一切顯現皆是幻相。只有當你提起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一個歐洲人名，談論時間的相對性時，孟加拉人才會不假思索、心悅誠服地接納同一套義理。他們早已被深度洗腦，以至於認定唯有源自西方的東西才有效。佛教徒想要世人相信生死皆為幻相，顯然還得再等一陣子——至少要等到某位西方物理學家得出一模一樣的結論。

難怪亞洲人最終會不自覺地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於是，佛教總被視作陳舊古老、帶有迷信色彩的東西，當然也算不上與時俱進。因此，基督徒從來無需刻意收斂自身宗教特質，而佛教導師卻要格外小心翼翼，生怕言行舉止、談吐氣質顯得太過佛門。

於是如今人們運用正念相關的術語、方法和技巧時，幾乎都會極力避免將其歸因於佛教。從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的挪用，到薩古魯（Sadhguru）四處摘取並拼湊重組佛教智慧傳統的零星碎片，這些光鮮的新包裝，始終閉口不談佛教，也從未感恩溯源。倘若這一切確能利益眾生，真正的佛弟子或許會視之為莫大的加持，甚至視作佛陀的真實顯現。

如果你向一位真正的佛教上師詢問佛教衰落的認知原由，對方多半會說：這是因為缺乏福德。換句話說，世人發心求索真理的誠意與精進不足。這本身並非新鮮事：人類從來不會不顧一切去追尋真理。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

但你提出的這個問題恰恰表明殖民影響的程度之深——我們如今在做事時總是尋求科學依據。而這其實是一種我們亟需根除的病態。科學家常常深陷兩種毒害：一是偏執虛無，凡事一概不信；二是畫地自限，只相信自身認知力所能及的事物。倘若宗教的定義，是對某種事物懷有信念的體系，那麼科學本身，並不比任何宗教更為高深優越。

佛門網：縱觀亞洲各國，年輕一代之中似乎隱隱盛行一種心態：對來世存疑，更加專注于追求現世的成就與安逸享樂。佛教領袖應如何以富有同理心且富有成效的方式與這種心態展開對話？

仁波切：對來世存疑並非新鮮事。佛教經典中形容凡夫、有染眾生時，有時會將他們稱為只關注或只對“此岸”感興趣的人。顯然，談論超越我們自身的事物要困難得多。當某個事物超出我們的認知範圍時，我們只能進行推測假設。

如果人們確實有時間、精力和興趣去關注“來世”和“生命”這兩個詞的真正含義，那我認為，他們至少能夠開始動搖那種“此生之外別無他物”的絕對信念。不過我想，我們恐怕得等到某位物理學家來證實佛教對此的理解，才能真正說服印度人、中國人、泰國人，以及其他佛教智慧傳統的繼承者們。

就此而言，若當今社會能多關注“成功”、“安樂”等詞彙的多重義涵，我堅信佛教將能發揮重要作用。事實上，這般轉變在世間的某些角落已然開啟。

至於佛教領袖該如何以同理心與當下主流的物質主義心態進行溝通，我的建議是，他們應當自己去親身體驗弟子們所經歷的境遇。之所以有必要這樣做，完全是因為同理心是最難獲得和培養的一種品質。

佛門網：鑒於這種狀況，您對其他佛教領袖有何建議？

仁波切：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我們只需真誠發願，祈願一切有情眾生覺醒，並因此祈願佛法久住並興盛。這似乎是最好的方式。除此之外，我實在看不出佛教徒或佛教領袖還能做些什麼，或者說有能力做些什麼。

畢竟，其實沒有人真正對“無常（anitya）、苦（duhkha）、無我（anatman）”感興趣。而除了這些真理之外，如果你僅以信眾人數的增長作為佛教影響力的標誌，那就需要真正的地緣政治實力。你需要貨幣、霸權，以及一套極其老練精明、寡廉鮮恥的全套行銷策略，並由像愛德華·伯內斯（Edward Bernays）這樣的人來操盤——他曾向廣告商展示如何將需求轉化為欲望。而佛教，卻不具備這些必要條件。

在2019至2020年的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有些基督徒積極參與支持，而佛教徒則因未參與其中而遭到公開和私下的批評。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亞伯拉罕諸教根源於政治、棲居於政治，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成分。而且由於它們自豪且有意識地秉持二元對立，其政治後裔時常會指認一個需要被征服和摧毀的“邪惡人物”。 儘管當然也有不少佛教徒確實參與政治活動，但至少在理論上，佛教既非二元論者，也未在政治上參與支持。

我不清楚香港佛教徒未參與其中，是否有意為之。但當我聽到此事時，內心頗感欣慰。從烏克蘭到“阿拉伯之春”，還有韓國，這些一再證明，那些強大的政府和企業對人類福祉毫無興趣，他們只關心如何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

當他們利用政治手段來達到這一目的時，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淪為他們的炮灰。因此，對於此刻欲涉足政治的佛教領袖們，這是我給出的另一條建議。

***中文譯自佛門網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