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统计、天命与佛法

人口统计、天命与佛法：宗萨钦哲仁波切专访

作者：林雷蒙（Raymond Lam）， 2026 年 4 月 16 日

今年三月，佛门网（BDG）报道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统计数据，该数据显示全球佛教信众的官方登记人数正在下降。尽管其标题引人注目且值得关切，但长期关注亚洲乃至全球佛教整体发展趋势的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指出，该研究的统计方法存在问题，假设亦有缺陷。仁波切以其一贯犀利透彻、直言不讳的言辞，在一场详尽而全面的对话中，谈及了这项研究的影响及其存在的问题。

仁波切是享誉世界、备受敬重的不丹上师，同时也是无分别教派运动（Rimé）的守护者，以及蒋扬钦哲旺波（Jamyang Khyentse Wangpo, 1820-1892）法脉的传承持有者。他还以“钦哲诺布”(Khyentse Norbu) 之名从事电影制作，并创立了诸多致力于佛教教育、翻译与教学的组织和公益机构，如八万四千•佛典传译（84000）、悉达多本愿会（Siddhartha’s intent）、鹿野学苑（Deer Park Institute）等。

佛门网：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关于所谓佛教信众人数下降的这份调查，将其原因归结为三者的共同作用，即：“代际更替、生活方式压力，以及人们对宗教的文化观念的转变”。亚洲佛教地区发生的这些变化，与“一神教的“西方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有何不同？这项分析是否有所缺漏？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以下简称仁波切）：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说明一点：佛教徒祈愿一切众生皆成佛，而非成为佛教徒。此外，任何关于佛教徒的身份认同感或自我意识，都并非一条教导无我之道的目标所在。

话虽如此，当我回答你关于佛教普及程度的问题时，我是以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身份来作答，带着非常强烈且炽热的佛教徒身份认同感。而作为佛陀的追随者，其实本应为此感到惭愧。

从这个角度来看，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所谓“宗教”之间的这种相互对比，以佛教的衰落对照亚伯拉罕诸教的增长，只能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

自十六世纪葡萄牙开启欧洲全球殖民以来，世间格局便彻底改变。殖民统治者不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抢劫、掠夺、蹂躏和奴役，还摧毁了他们的心灵与精神信仰。这种殖民影响从未消散，时至今日仍在不断加剧，主导着全球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行为模式。

即便历经文革，中国依旧保有旺盛鲜活的闻思修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仍有大量民众自称为“文化上的佛教徒”。据某些估计，现今中国佛教信众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佛教信众总数的一半。

然而二战结束后，当美国对昔日佛教重地的日本和韩国实施殖民统治时，佛教便被边缘化，至今仍在持续衰落。事实上，韩国传教士如今已成为向喜马拉雅地区民众传播基督教最活跃的群体之一。

殖民统治的影响及其主宰力量，不只显露在外在表象，更渗透于最细微之处。就好像是千年以前旁遮普人（Punjab）“入侵”了英格兰一般，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在宴会菜单上自豪地供应芥菜咖喱（Sarson ka Saag）。

并非亚伯拉罕诸教义理更为优越，或其更契合所谓科学，而是因为它们与殖民统治者站在了同一阵营。世人向来崇尚权势与财富，强权胜者即便不遭人嫉恨，也总会被人效仿，这其中也包括基督教与世俗权势的长期深度捆绑。即便美国一面以民主、世俗的形象自我行销，令世界其他地区为之着迷，然而，作为全球权势巅峰的美国总统，就职宣誓时也要手按《圣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殖民统治者将佛教放入“宗教”的篮子里。尽管将佛教定性为宗教的做法一直受到严肃质疑，但这一标签沿用已久，如今已无法逆转。

而英语中的“宗教”一词，亦即殖民统治者所用语，本源自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该文化中，这个词与亚伯拉罕信仰体系有着深刻的关联，而这些信仰体系与佛教、吠檀多不二论（Advaita）、道教以及其他智慧传统在定义、标准和方法论上都大相径庭。

比如，佛教既无亚伯拉罕宗教所宣称的那种神赐的应许或“天选之人”的概念，亦无基于道德的奖惩体系和善恶对立观念。亚伯拉罕诸教也不会对“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疑。事实上，正因为亚伯拉罕诸教如此自豪且有意识地奉行二元论，而且其诞生部分源于与既有体系之间的纷争，它们往往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道德说教性，并与世俗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

然而，正因为人们将佛教视为一种“宗教”，并随意以“宗教”之名进行信仰之间的比较，他们便下意识地假定，佛教与其他体系也具有这些亚伯拉罕宗教的特征。这是一种完全不得其要的严重误解。

不仅是皮尤研究中心，还有宗教狂热分子的言论、比较宗教学的学术研究等等，往往都未能认清：佛教根本不属于亚伯拉罕体系对“宗教”的定义范畴。

剖析各类信仰的兴衰趋势时，我们亦须认清：代际更替、多元主义、全球化，以及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变迁，已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身份认同危机。结合当下全球现实，不难预见亚伯拉罕诸教的增长与扩张，因为它们向那些内心不安、迷茫无措之人许诺，将重新赋予他们那种身份认同感。

与之相对，佛教并非固化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感，而是对其予以解构。无常与苦谛等义理，亦无法提供如民族国家和一神教那般的叙事体系，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与身份自豪感。

综上而言，亚伯拉罕诸教的核心要义能否更具影响力，尚难定论。但可以预见的是，对亚伯拉罕诸教的文化认同感或将日益增强，而佛教，即便仅在文化层面，也将日渐式微。

佛门网：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球90%的佛教徒仅分布在10个亚洲国家。这是否意味着：过去数十年间被誉为佛教发展里程碑的西方“四转法轮”，因其规模过小而无法在人口统计层面产生实质影响？抑或是，我们看待西方佛教徒的方式本身就过于局限？

仁波切：统计数据固然重要，但从文化层面或传统层面认同佛教，或许更为关键。显然，这些因素密切相关——因为这10个亚洲国家的大多数佛教徒，皆是因出生、传统乃至宗教仪式而成为佛教徒，而非佛法的真学实修者。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亦是如此，二者当下的规模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文化因素。仅举一例，据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原因之一，便是所谓“基督教右翼”的影响力。但我认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只是文化层面的基督徒，他们甚至可能从未读过《圣经》，更谈不上研究基督教神学了。然而，这类文化基督徒与文化穆斯林的数量之多，足以产生巨大影响。

正如我此前所言，人类需要一种身份认同感。文化通过共同的语言、国家归属、族群联结、历史渊源，或是共同的符号、价值观与信仰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它为大众提供了那种令人安心的身份依托，这一点在解读全球趋势时，依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宗教文化的影响力如此广泛而强大，以至于即便那些自称为自由派、先锋派、无神论者或与宗教毫无瓜葛的人，也总会在不知不觉中，依赖这种经宗教文化稀释过的身份依托。那些推崇“人权”等最受赞誉的世俗理念之人，鲜少意识到这些理念深深植根于基督教思想之中，也几乎从未思考过，在其他地方，人们对生活与价值观的定义与珍视方式可能会有多么不同。

例如，有些文化不仅珍视人类的生存，也珍视一切有情众生的生存。还有些文化将人类的责任与权利同等珍视。这类不同的观点从未获得足够的发声平台或话语权，但至少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认识到，对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而言，“人权” 这一概念或许存在问题。

亚伯拉罕诸教传统几乎渗透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之中，其影响既强大深远又隐蔽微妙，甚至连资深的西方佛教徒，在理解和阐释佛教时，也可能带有诸多亚伯拉罕传统影响的痕迹。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世界对佛教的突然着迷源于诸多因素：包括对本国现状的失望、越南战争的影响、嬉皮士运动的推动、对东方世界纯粹的好奇心，当然还有人们真诚希望跳出固有思维、追寻更高真理的愿望。但那一代人——当时多为25岁左右——如今已逐渐淡出视野，而我也并未看到西方佛教徒群体出现新的增长。目前在温哥华、洛杉矶、悉尼等地出现的佛教徒数量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越南及其他亚洲移民的涌入

话虽如此，我仍认为西方世界依然能为佛教贡献极具价值的东西——这并非体现在数量上，而是体现在质量上。西方宣称自己推崇批判性思维与客观思考。尽管我有时会怀疑这种理念在实际中的践行程度，但它无疑仍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我由衷希望西方学佛者能将这种理念运用到佛法的保存、延续、保护与守卫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但有时又显得岌岌可危——尤其是当这些学佛者未能将批判性思维延伸到他们自身许多未加审视的预设之上时。

在社会科学领域，“主位视角”（emic）一词有时用于从文化内部、依据该文化自身的标准来描述一种文化，契合其成员自身所认同的意义；而“客位视角”（etic）一词则指从外部对文化进行更加外在、科学、客观的分析解读。这两种视角被广泛认为是开展均衡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

同样地，当这种批判性、分析性且客观性的思维，与更具内在驱动力的主位视角紧密结合时，佛法才能得到最佳的保护。我认为，一些西方学佛者与佛法之间存在着发自内心的内在联结，若能将这种内在联结与他们自身的批判性分析传统相结合，这将确实有助于保存纯正的佛法，而非那种掺杂了各类亚洲文化元素的“佛法”。

至少，这是我对佛法在西方兴盛的祈愿——尽管我有时会怀疑这一愿景能否真正实现。事实上，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原因很简单：数个世纪以来殖民影响的余波犹在，这种影响仍然使得印度人、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贬低自身文化，将西方奉为强大的胜利者而心生仰望。亚洲人对西方教育体系的深切尊崇——即便算不上盲从——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复杂的心态。

事实上，从上述提及的主位视角来看，许多亚洲人不仅学会了西方的视角，甚至已经驾轻就熟。典型例子便是李安的电影《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2005），以及十年后赵婷的电影《哈姆内特》（Hamnet，2025年）。这两位华人导演出色地捕捉到了美国中西部人群在性取向问题上的内心挣扎，以及莎士比亚英文作品的深层意蕴，功力宛若西方本土创作者。

有意思的是，我从未见过与其相反的情况。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印题材的书籍、拍摄相关影片时，总会不自觉带入他们的西方视角，往往将所见所感浪漫化。这不仅远非客观、批判性的分析，而且常常无法如实传达——甚至会悄然淡化——他们声称所要描绘的现实。

总而言之，倘若西方人能够秉持其一贯对客观性、分析性、科学性思维的热忱，做到不偏不倚、不带成见，这将对保存与护持佛法大有裨益。在我看来，拥有少数能从内外透彻理解佛教的人，远比数百万人皈依佛教更为重要。

佛门网：佛教衰落存在哪些认知层面的原因？正念运动放弃佛教本身的真理立论，转而依附禅定之“科学佐证”，这种做法是否对佛教核心义理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一整体发展趋势？

仁波切：在这个高度物质至上的时代，世人对一切与真理和智慧相关的事物普遍丧失兴趣，佛教作为探求真理与智慧之道，也难逃其影响。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所言：“人们更容易想象世界末日的到来，而非资本主义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佛教在内的所有质疑资本主义或珍视非物质价值的传统，都可能被边缘化。如果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般深刻的社会思想都无法获得支持，那像佛教这样的智慧传统，又何来存续的机缘呢？

至于传统或文化意义上的佛教徒现状，其衰落的因素固然众多，但正如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时也提到的，其中最大的因素之一便是殖民主义的影响。世人多以为殖民时代早已远去。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下殖民影响的掌控，相较往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势，也更为精妙复杂。

我曾撰文直言：可口可乐对全球智慧传统的摧毁，可能相比文革之于中国的冲击更为明显和彻底。此言一出，诸多人感到愤怒，指责我亲中共。但我当时所言皆是事实。以印度这般伟大的文明为例：在那里，麦考利男爵（Baron Macaulay，1800—1859）当年谋划的策略——培育一群“拥有印度血统肤色，但秉持英式审美、观念、德行、智识的精英阶层”——如今已然圆满落地。

近来人们纷纷揣测，为何至少在物质发展层面，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很明显：印度精英阶层使用英语，中国精英使用母语汉语。这意味着印度精英以英语思考，中国精英以汉语思考。这也相应导致了 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因为语言会深度左右我们对事物的界定、价值取向、评判准则与认知参照体系。

印度落后还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印度人表现得如同完全顺从的信徒或弟子那般，一味盲从追随西方这位新晋“上师”；中国人却并非如此。印度全盘接纳所授的一切，正如麦考利当初所愿；而中国人懂得取舍，只借鉴自身所需，摒弃无用糟粕。

印度人似乎已遗忘克里希那（Krishna）曾说过的话。当阿周那（Arjuna）问他：当一切看似是非难辨之时，何为正行？克里希那答道：“宁守己法而就死，毋从他道以履危。”

放眼世间，亚洲尤甚。昔日殖民地的后裔，其品位和气质往往比他们往日的殖民统治者更具殖民文化色彩。因此，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思想现代的新加坡人，更可能对柏拉图的《洞穴寓言》（Plato’s Allegory of the Cave）感兴趣，而对四世纪的唯识宗（Chittamatra school）义理兴味寥寥。殊不知唯识宗早已详尽阐明万相皆幻，唯心内求法。

同样地，孟加拉人也不会关注那些深深植根于印度自身智慧传统的义理，例如：过去已逝，未来未至，当下即是此时此地，这一切显现皆是幻相。只有当你提起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欧洲人名，谈论时间的相对性时，孟加拉人才会不假思索、心悦诚服地接纳同一套义理。他们早已被深度洗脑，以至于认定唯有源自西方的东西才有效。佛教徒想要世人相信生死皆为幻相，显然还得再等一阵子——至少要等到某位西方物理学家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

难怪亚洲人最终会不自觉地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于是，佛教总被视作陈旧古老、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当然也算不上与时俱进。因此，基督徒从来无需刻意收敛自身宗教特质，而佛教导师却要格外小心翼翼，生怕言行举止、谈吐气质显得太过佛门。

于是如今人们运用正念相关的术语、方法和技巧时，几乎都会极力避免将其归因于佛教。从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的挪用，到萨古鲁（Sadhguru）四处摘取并拼凑重组佛教智慧传统的零星碎片，这些光鲜的新包装，始终闭口不谈佛教，也从未感恩溯源。倘若这一切确能利益众生，真正的佛弟子或许会视之为莫大的加持，甚至视作佛陀的真实显现。

如果你向一位真正的佛教上师询问佛教衰落的认知原由，对方多半会说：这是因为缺乏福德。换句话说，世人发心求索真理的诚意与精进不足。这本身并非新鲜事：人类从来不会不顾一切去追寻真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但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恰恰表明殖民影响的程度之深——我们如今在做事时总是寻求科学依据。而这其实是一种我们亟需根除的病态。科学家常常深陷两种毒害：一是偏执虚无，凡事一概不信；二是画地自限，只相信自身认知力所能及的事物。倘若宗教的定义，是对某种事物怀有信念的体系，那么科学本身，并不比任何宗教更为高深优越。

佛门网：纵观亚洲各国，年轻一代之中似乎隐隐盛行一种心态：对来世存疑，更加专注于追求现世的成就与安逸享乐。佛教领袖应如何以富有同理心且富有成效的方式与这种心态展开对话？

仁波切：对来世存疑并非新鲜事。佛教经典中形容凡夫、有染众生时，有时会将他们称为只关注或只对“此岸”感兴趣的人。显然，谈论超越我们自身的事物要困难得多。当某个事物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时，我们只能进行推测假设。

如果人们确实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关注“来世”和“生命”这两个词的真正含义，那我认为，他们至少能够开始动摇那种“此生之外别无他物”的绝对信念。不过我想，我们恐怕得等到某位物理学家来证实佛教对此的理解，才能真正说服印度人、中国人、泰国人，以及其他佛教智慧传统的继承者们。

就此而言，若当今社会能多关注“成功”、“安乐”等词汇的多重义涵，我坚信佛教将能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这般转变在世间的某些角落已然开启。

至于佛教领袖该如何以同理心与当下主流的物质主义心态进行沟通，我的建议是，他们应当自己去亲身体验弟子们所经历的境遇。之所以有必要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同理心是最难获得和培养的一种品质。

佛门网：鉴于这种状况，您对其他佛教领袖有何建议？

仁波切：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只需真诚发愿，祈愿一切有情众生觉醒，并因此祈愿佛法久住并兴盛。这似乎是最好的方式。除此之外，我实在看不出佛教徒或佛教领袖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有能力做些什么。

毕竟，其实没有人真正对“无常（anitya）、苦（duhkha）、无我（anatman）”感兴趣。而除了这些真理之外，如果你仅以信众人数的增长作为佛教影响力的标志，那就需要真正的地缘政治实力。你需要货币、霸权，以及一套极其老练精明、寡廉鲜耻的全套营销策略，并由像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这样的人来操盘——他曾向广告商展示如何将需求转化为欲望。而佛教，却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在2019至2020年的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有基督徒积极参与支持，而佛教徒则因未参与其中而遭到公开和私下的批评。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亚伯拉罕诸教根源于政治、栖居于政治，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成分。而且由于它们自豪且有意识地秉持二元对立，其政治后裔时常会指认一个需要被征服和摧毁的“邪恶人物”。 尽管当然也有不少佛教徒确实搞政治，但至少在理论上，佛教既非二元论者，也未在政治上参与支持此类行为。

我不清楚香港佛教徒未参与其中，是否有意为之。但当我听到此事时，内心颇感欣慰。从乌克兰到“阿拉伯之春”，还有韩国，这些一再证明，那些强大的政府和企业对人类福祉毫无兴趣，他们只关心如何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当他们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时，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沦为他们的炮灰。因此，对于此刻欲涉足政治的佛教领袖们，这是我给出的另一条建议。

**中文译自佛门网采访。